Repost from: 一亩三分地
《南京路上的冲突》- K字签证实施二十周年系列
2045年10月2日清晨，上海市公安局的一则警情通报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刷屏：
昨日晚间，本市黄浦区南京路步行街发生一起严重冲突事件。涉事人员分别为中国籍男子王某（50岁）与印度籍男子库马尔·拉壶里（32岁）。冲突过程中，王某对库马尔实施暴力，导致对方受伤。目前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
通报下方，评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王某“排外”“狭隘”，不少移民社群组织则迅速发声：“库马尔是无辜的受害者，他代表了中国多元社会的未来。”
然而在这场舆论风暴的背后，故事要复杂得多。
老王盯着这条新闻上的名字，恍惚间觉得不像是在说自己。
他明明只是回了一趟阔别八年的家乡，本想看看中国二十年的变化，结果却没想到，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。
老王20多岁时赴美留学，在伊利诺伊的小镇香槟，他熬过了无数个实验室的深夜，好不容易毕业进了亚马逊，却在印度裔经理手下度过了数年煎熬：最累的活总是分给他，绩效考核却年年垫底，多次被塞进“改进计划（PIP）”的名单。他常对同学自嘲：“好像干活的是我，升职的总是他们。”
更让他焦虑的是美国的移民政策：H1B签证限制、绿卡排期遥遥無期、川普時期的旅行禁令……他的青春歲月一直籠罩在“不確定”的陰影下。直到四十歲出頭，他才終於拿到綠卡，在美國有了家庭，但始終沒能真正融入。他的口音、飲食習慣甚至孩子的膚色，都提醒著他是個“外來者”。
五十岁的这一年，他忽然起了回国的念头。他已经八年没回中国了，心想：“也许国内比美国更像家吧。”
落地上海那天，老王原本满心期待能尝一笼记忆中的小笼包。结果走到豫园附近，却发现大部分摊位换成了“马哈拉咖喱饼”“巴基风味手抓饭”。他问了好几家，才在拐角处找到一家年纪很大的上海老太太在卖生煎，但队伍短得可怜。老太太无奈地说：“生意不好做啊，年轻人都去吃便宜的移民餐厅了，他们有补贴。”
晚上去酒店的路上，他顺手打了个网约车，司机却是一个口音很重的印度人，车上挂着印地语的神像摆件，音乐也是旁遮普歌。老王本想聊聊上海的变化，结果司机支支吾吾听不懂，最后干脆把导航弄错，把他送到偏远小区。老王只能自己拎着行李走了半小时。
第二天他去人民广场散步，本想在长椅上坐坐，却发现椅子上几乎都被一群穿着鲜艳纱丽的外来妇女占着，她们边打电话边用印地语吵闹，小孩随地跑动，把包装袋和纸杯随手丢在地上。一个环卫工摇摇头对他说：“老哥，现在都这样，没人管的。”
压抑和失落感在他心里越积越深。真正压垮他的一幕发生在第三天：他去银行开户，却发现大厅里专门设了“外籍通道”，长长的队伍里几乎全是南亚面孔。柜员们熟练地用印地语交流，而老王走到普通窗口，却被告知：“先生，今天我们业务量大，中国公民请耐心等候。”他心里一沉：自己在美国是“外人”，回到中国，竟也像个“二等人”。
在银行门口，几个人用带着印度口音的中文对大厅里唯一的汉族姑娘开玩笑，说“在中国办事比在孟买还快”，引来一片笑声。老王听到这话，心头一阵刺痛。
老王浑浑噩噩的走出银行，在南京路上，他心底生出一种陌生感：“这还是我熟悉的中国吗？”
与他擦肩而过的，正是库马尔·拉壶里。
两年前，他还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，只有中学学历，天天帮家里修理摩托车。后来在tiktok上刷到了中国的“K签证”，只要交钱给中介，不需要高学历，不需要语言考试，更不用提供复杂的背景证明，就能拿到长期居留。库马尔心动了，他找遍了同村的亲朋好友，终于凑够了中介费，不到三个月，他就拿着一本印着“K签证”的护照登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。
落地之后，他发现在这里生活，工作比想象中还要容易。签证规定只要在境内“有雇佣关系”就算合法，于是他进入了同乡开的物流公司。表面上挂着“仓储管理员”的职位，实际上每天不过是打个卡、偶尔搬几箱货，其他时间都在刷手机。工资却是老家同样工作的三倍，还能享受公司报销的住宿和餐食。
真正让他惊喜的是各种“移民福利”。政府规定K签证持有人可直接申请公共保障房，他没花一分钱就分到了一套在静安区的两居室。拉壶里暗自好笑：在孟买，他一家五口挤在十几平方米的棚户里，连自来水都不稳定；可在上海，他推开窗就能看到黄浦江夜景。
更荒唐的是，他几乎不需要学中文。大超市、医院、银行早就有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服务窗口，甚至连街头的外卖平台都默认给K签证持有人优惠券。每次点单，他总能收到比中国本地人更快的配送——据说平台为了“方便新移民融入”，专门设了优先通道。库马尔自己也暗暗明白，这些便利都是拿着中国纳税人的钱在给他们铺路。
“在这里生活比在孟买好多了。”他常常在社交平台上用蹩脚的中文写道，“中国欢迎我们，我们是国际合作的象征。”
但是库马尔心里却明白，如果不是这纸签证，他此刻大概还会困在新德里的尘土小巷里，和兄弟们抢着干日薪不足五十卢比的零工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的每一项政策都像是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捷径。
他当然心怀感激，但这种感激很快变成了一种自信。拉壶里常常和同乡在微信群里聊起这些事，说：“中国人啊，就是太挑剔了，不愿意干我们干的活。搬货、跑物流、加班，他们嫌累，我们干得挺好，还能多拿钱。”同乡们大笑着附和：“他们不愿意做的，我们来做；他们做不长久的，我们能做一辈子。” 有人甚至调侃：“在孟买拼命干活也就养家糊口，在上海呢？只要拿着K签证，日子比本地人还轻松。中国人越不愿意努力，我们的机会就越多。”
这种话若是公开说出来，未免显得过于刺耳，但在私下聚会时，却常常引来一阵畅快的大笑。库马尔也不否认，他自己有时也会在心底生出一种优越感：在异国他乡，不仅生活条件改善了，身份甚至比本地人更具优势。
上个月，他干脆把妻子孩子都接来上海。妻子没有工作，却很快领到了“育儿补助”；孩子连中文都不会说，就被直接安排进了市里的公立小学，还分配到“多元文化融合班”，学费全免。库马尔心里暗自得意：这些在孟买想都不敢想的待遇，在上海轻而易举就得到了。
有时候在公寓旁边散步，他会路过南京路，看见一队队中国人焦急地排队办业务、等公交，心里忍不住比较：同样生活在这座城市，谁更懂得抓住机会？这种念头并没有让他产生愧疚，反而让他更加确信——自己当初付给中介的那笔钱，实在花得太值了。
10月1日的夜晚，南京路格外热闹。人群中，老王在游走，眼神带着失落；而库马尔一家五口在人行道铺着报纸吃饭，把塑料袋、纸盒随手丢在脚边。老王忍不住上前提醒：“这里是公共场所，能不能注意一下？”
库马尔摊摊手：“政府没说不可以，我们有居留权，跟你一样。”说着还用中文半开玩笑地补了一句：“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，你们要习惯。”
这一句话，点燃了老王多年积压的火药桶，他几十年在美国忍气吞声，本以为回国能重新找回身份认同，结果却被一句话击穿。他推了库马尔一把，库马尔也不甘示弱，两人很快扭打在一起。围观的人群中，有不少是印巴社群的人，他们第一时间掏出手机录像，把画面传到网络上，视频中，库马尔倒地，表情痛苦，而老王被数人摁住。
庭审时，老王的辩护词并不是一句“我只是想走路有尊严”那么单薄。他颤抖着说：
“我在美国几十年，被排挤、被区别对待，我认了，因为那不是我的国家。但回到中国，我想看看家乡、吃点熟悉的东西，结果发现我的孩子连在这里找工作都要被移民优先，我自己在银行排队比外国人还慢。我提醒对方不要把垃圾乱扔，就被说成是歧视。检察官先生，我不是反对移民，我反对的是政策让我们自己的公民在家乡成了次等人。”
然而，这段话很快被媒体剪辑成几句断章取义的“排外言论”，在社交平台上疯狂流传。转眼之间，老王成了“仇外者”的代名词。印巴社群则动作迅速，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声援集会，举着标语牌，高喊口号，把库马尔塑造成“勤劳移民却遭歧视”的无辜受害者。
法院的判决更像是一场提前写好的剧本：老王被认定为“寻衅滋事”，拘留十五日；而库马尔则因“文化误会”被无罪释放。走出法庭时，他在媒体镜头前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说：“我相信中国是一个包容的国家。”这句话随即被反复播放，赢得了舆论一片掌声。
老王坐在看守所冰冷的铁床上，心里只剩下空洞。他望着窗外模糊的霓虹，忽然分不清——这是他魂牵梦萦的中国，还是另一个换了名字的美国？
夜色下的南京路，大屏幕灯火通明，循环播放着广告：
“庆祝K签证实施二十周年，携手共创多元未来。”
霓虹的光辉映在铁窗上，讽刺得几乎刺痛眼睛。